编者按

第十七届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CIT2019）已经进入倒计时，根据大会组委会安排，CIT2019深度报道从今天开始将推出重量级专家的访谈，他们的名字你可能非常熟悉，但他们的成长经历、创新故事，以及心路历程，很多都是首次披露。通过这些故事，你将会对中国心血管介入创新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感动。他们的故事，你不可不读！

1小时37分钟。

采访结束时，我们意识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部中国心血管病介入的创业史。

临床医师、医学创新者、医院管理者、国际顶级大会创办者……还有国际学界送上的至高荣誉称号，谈及这些荣誉和身份时，他始终表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心内科医师。”

高山不语,静水流深。

在CIT2019召开之际，大会主席，在中国心血管领域具有极高地位和威望的资深专家——高润霖院士接受了严道医声网的专访，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再现了中国心血管病介入治疗曾经走过的不平凡岁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高润霖院士

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

1985年，高润霖被送到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院学习，其时，他已经44岁。

他将去学习一种被称为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型术(PTCA)的新治疗方法。

1977年，PTCA首次应用于临床。2年后，介绍这一技术的论文正式发表，立即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竞相追逐，冠心病治疗开始正式进入了介入时代。

历史有时非常巧合。

其时，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的中国开始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考试。1978年，已经在陕西宝鸡中心医院工作了13年的高润霖考取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

“那时候我已经37岁了，开始时研究生考试年龄限定为35岁以内，我正遗憾的时候，临考试前一个月，国家突然宣布放宽报名年龄，将年龄放宽到了40岁。”高润霖说，由于毕业后一直在坚持学习，虽然报名时很仓促，但还是考取了研究生。

“当时，中国的冠脉造影技术刚刚起步。即便是北京、上海也做得非常少，设备也很差。”在研究生学习时，高润霖就对冠脉造影、球囊扩张等技术有所耳闻，并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有机会把它们学到手。

1984年，已经被分配到北京阜外医院工作的高润霖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的选拔考试，获得留学进修的资格。1985年，高润霖来到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院，开始进修关于心脏的介入治疗。

到美国留学，语言是一个拦路虎。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学生普遍学习的是俄语，高润霖也不例外。但他在上大学时就发现，大部分的医学参考书都是英文，俄文书很少。于是，在大学三年级以后，他就开始自学英文，毕业时已经能够借助字典看书了。在考取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后，恰巧外交学院聘请美国老师给外交部的信使学员进行口语培训，他就想办法跟着专门进修了半年口语。正是有了这些专业和语言的基础，他才有了攀登心血管介入治疗高峰的条件。

“那个时候，美国的冠状动脉造影已经非常普及，但是介入治疗，如球囊扩张技术，美国大多数医院也都刚刚开展不久。”高润霖说，由于大家都是在刚起步的过程，所以他来学习介入治疗，可以说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把自己放在低处

来罗马琳达大学医学院学习之前，高润霖已经有了一些基础，能够做右心导管操作，进修期间开始在老师指导下做左心导管。

高润霖说，在美国，临床进修生一般只能参观，不能亲自上台操作以及接触患者，要上临床需要考取美国的医师执照，所以大部分中国的访问学者做的都是基础研究。而罗马琳达大学医学院有一个华人安息日会教徒医生组建的基金会（CAPA），专门资助中国临床医生到美国进修临床，并帮助申办临时行医执照。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后，他终于有机会投入到热火朝天的临床诊疗中了。

写住院记录、病程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跟着导师上台做造影，高润霖说，导师的患者他都要负责，忙碌而充实着。美国医师不用自己写病例，借助电话听写病历，录下来以后专门有人给打印出来，回来后自己签字就生效了。虽然自己在留学前经过了半年的培训，但真刀实枪的操练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开始时，他只好先打好草稿在电话里照着念。有时病房一天要收3-4个患者，住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都要电话录音，让他忙得不亦乐乎。“12点以前没有离开过病房。日子很艰苦，但是收获很大、进步很快。”高润霖说。

“最初学习做冠状动脉造影，完成几次后，导师对我的技术很满意，就大胆放手让我做，他则在后面监督、指导。”高润霖告诉我们，大概经过两三个月，冠脉造影他就做得很熟练了。

“我去了之后非常注意和同事搞好关系，在临时执照没批下来时，我在导管室天天看也没有什么作用，就去帮着监护病人，帮着护士清理导管，消毒打包，帮着技师看看心电图，关系搞得非常融洽。”高润霖说，取得执照后，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但只要同事有需要，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帮忙，这样冠脉造影技术很快就练得非常娴熟。于是，导师就开始让他上手学习介入治疗了。

那时候，介入治疗只有球囊扩张术，而球囊扩张术在临床中面临着几个突出问题，一是球囊扩张的机理是通过病变内膜撕裂，管腔扩大后内皮再覆盖愈合。如果撕裂过度，有时候就会发生闭塞，一旦发生急性闭塞，患者在台上就会发生严重的心肌梗死，因此需要外科配合治疗。二是再狭窄，由于血管弹性回缩，内膜过度增生，球囊扩张术后，患者的再狭窄率可达30%~40%。

“我在美国待了一年，我跟着上了140多例PTCA手术，经历的急诊手术也就近三四个。”高润霖认为，虽然介入治疗有一定风险，但还是非常值得把它带回国内。

但如果想在国内开展介入治疗，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相关的设备，连球囊都买不着。这时候，高润霖的好人缘发挥了作用。“导管室的同事们就帮我收集导管、钢丝、球囊，都是他们打开包以后没有用过或没有用上的，他们消毒后就给我包上。这样，我回来的时候带的一皮箱都是导管、钢丝、球囊。” 高润霖说，进修这一年，他熟练掌握了冠脉造影技术，基本掌握了球囊扩张技术，外语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高。而且他熟悉了美国患者管理系统，还带回来不少器械，这就为回国后开展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奠定了基础。

高润霖告诉我们，无论是做药剂师的父亲，美国时的导师弗朗西斯·刘（Francis Lau）教授，还是国内的导师陶寿淇教授和陈在嘉教授，都有一种对技术精益求精、对患者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而且都非常谦虚谨慎，这些优秀品质对自己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喝头啖汤，不是那么容易的

头啖汤，即煲出来吃的第一口汤。喝头啖汤的人就是第一个品尝美味的人。人们对喝到头啖汤的人总是非常羡慕。在心血管介入领域，高润霖可以说是喝头啖汤的人，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感到更多的是万事开头难。

尽管高润霖在美国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介入治疗技术，但回国后真正要想付诸临床实践仍然面临巨大阻力。

回国后，高润霖院士在阜外医院导管室开展介入手术

“第一例愿意做球囊扩张的患者非常难找到。”高润霖说，因为这项技术患者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当告诉他们手术可能面临的风险时，他们就都不能接受，不愿意接受任何风险。

最早接受手术治疗的是一位40多岁心肌梗死后的男性，他由于心绞痛发作住院，但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加之前降支近端有狭窄，发生急性心梗的可能性比较高。在和患者解释了介入的风险与获益后，他同意接受球囊扩张治疗。“手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对这个病例印象也非常深刻。”高润霖告诉我们，由于是阜外医院第一例PTCA治疗，当时在场的医生们也都很紧张，但这次手术的成功鼓励了大家，也开启了阜外医院冠脉介入治疗的先河。

1990年，开始把球囊扩张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一个病例更加令他终生难忘。此前，在国内球囊扩张主要用于心绞痛等的治疗，能否用于急性心梗，大家并没有把握。

患者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头天晚上12点心肌梗死发病，出现心源性休克。来到急诊室时，患者的脉搏已经非常微弱，血压也非常低，出现了四肢冰冷、出冷汗、神志淡漠的表现。在经过一系列药物治疗后，患者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确诊为心肌梗死，收入监护病房并且用了大量的升压药。在第二天上午查房时，当时的科主任陈在嘉教授就与高润霖商量，能否为她在IABP即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支持下进行急诊PTCA。

“尽管风险非常大，但家属非常理解、非常支持。”高润霖说，冠状动脉造影发现患者的前降支与右冠状动脉两个血管都闭塞了，只剩一个不大的回旋支通畅。在把前降支和右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后，患者的血压稍微上升。

“她的心肌经过这样的打击后，功能要半个月才能恢复，称之为心肌顿抑。回到病房后IABP继续泵，升压药也继续使用，加上严密的护理。经过12天，把IABP撤掉了，第21天把升压药撤掉了。”高润霖告诉我们，后来这个患者恢复非常好，出院后也没有出现慢性心功能衰竭，又活了好多年。从那时开始，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开始使用球囊扩张术，阜外医院也成为国内最先开始进行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的中心。

当时，这种心源性休克的患者药物治疗死亡率在80%~90%，而在阜外医院，经过急诊PCI，死亡率降到50%以下，达到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永远不能忘掉的是我们把PTCA球囊扩张用到急诊”。高润霖说，这30多年来，介入治疗技术不断发展，从最初的球囊扩张用于稳定性心绞痛，到用于急性心肌梗死，再到应用金属支架、药物支架，直到了现在开始尝试可降解支架、药物球囊……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第一个或者前几个病例都非常令人难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更多是成功的病例，但也总有一些失败的病例让人非常痛心。

“有一位70岁左右的男性患者，急性心梗合并休克住院，造影发现患者前降支起始部完全闭塞了，于是我们做了急诊的球囊扩张术，把患者抢救了过来。半个月后，他又心绞痛发作非常厉害，再次做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前降支原来闭塞的地方有90%又狭窄了，再次球囊扩张后当时看结果挺好的，但刚准备往病房送，就又发生了剧烈胸痛，还没等到第二次球囊扩张，患者心脏就停止了跳动。”高润霖说，患者的急性闭塞发展非常快，在那个没有支架的年代，自己作为医生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无能为力。

他忧伤地给我们讲述着，尽管时隔这么多年，依然充满当年的伤感，只有真正将患者的生命视如珍宝，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回忆。令人感动的是，家属非常理解，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认为，在医患关系好的情况下，医生也敢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患者。因此，良好的医患关系对于促进学术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成就等身，探索不止

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10月30日上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经导管心血管治疗学术会议（TCT）的开幕式上，高润霖荣获TCT 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

高润霖1986年回国在阜外医院成立介入心脏病学中心，目前，该中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中心；他还在国内率先开展第一例伴心源性休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开展冠脉支架和药物洗脱支架技术；同时，高润霖还注重学术交流和继续教育，创办了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CIT），目前CIT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介入心脏病学盛会。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高润霖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可以说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介入心脏病学不应该只是数量上的增长，应该走自己创新发展之路，争取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近年来，高润霖始终把目光盯在心血管治疗的国际最前沿，尽力为原创性的中国心血管器械、药物及诊疗方案提供最大支持。从全降解铁基支架、第二代全降解药物支架、国产瓣膜、去肾交感神经术（RDN），到全国性的高血压抽样调查，高润霖都全力支持，精心筹备，协调把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赞叹的成果。

在积极推动心血管介入领域原创性临床研究的同时，高润霖也非常关注心血管疾病预防的工作，在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防控方面进行了很多的呼吁。2018年，发表在《Circulation》杂志上，由高润霖院士和王增武教授等牵头开展的我国“十二五”高血压抽样调查（CHS）研究，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抽取451755例18岁人群进行专项调查。结果表明，高血压患病率为23%、知晓率为46.9%、治疗率为40.7%、控制率为15.3%，其患病率仍在升高，控制率较前提高。

高润霖表示，虽然近年来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都得到提高，但总的来说还不乐观。他呼吁大家对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特别关注高胆固醇血症，一旦出现异常就要及时干预。同时，他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也尤为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烟戒掉。

谈到此，高润霖非常高兴地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健身方法。“我也没有特殊预防，但是会坚持锻炼。我每天边看新闻联播，边走活动平板，每天坚持半个小时，坚持多年。不到外面开会、不出差就坚持每天走。贵在坚持！”

众志成城，戮力同心

经过过去十七年的发展，CIT大会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参会人数从最初800人增加到现在近万人，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心血管病会议之一。高润霖表示，取得这样的成果，自己要表达这样几个感谢：

首先，要感谢CIT主席团全体专家的共同努力。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CIT成为越来越多国内外介入治疗知名专家共同切磋、相互学习的平台，很多国外专家都通过这一平台成为了中国的朋友。他们的踊跃参与，也使得CIT会议真正具有国际性。

其次，感谢CIT工作组的国内年轻的专家。CIT由中国的年轻专家组成了工作组，在徐波教授的领导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还要感谢各家企业多年来为CIT的举办提供的大力支持。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体的宣传，也为会议的壮大与发展做出很多贡献。

最后，感谢所有听众和参会者的支持。正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得CIT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国际水平学术交流的平台，成为展示中国介入治疗的窗口，同时也让国外的信息尽快地传递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