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2019
2019年03月28 -31日
2019年3月28日，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介入心脏病学大会（CIT 2019）召开期间，德国贝朗公司新一代药物球囊新普畅™（SeQuent® Please NEO）上市晚宴成功举办，众多国内外专家齐聚，与大家倾情分享药物球囊（新普力®/新普畅™）临床应用经验与体会，共同展望新普畅™开启的“介入无植入”新未来。
与会嘉宾共同见证新普畅™荣耀上市
上市晚宴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钱菊英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傅国胜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邱春光教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唐强教授、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Raban V. Jeger教授等国内外在药物球囊植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出席，通过Ted Talk分享与访谈对话的形式，在轻松的氛围中，为大家温情讲述与药物球囊（新普力®/新普畅™）一路同行，在“介入无植入”道路上不断探索、思考与收获的故事。
刘健教授主持
钱菊英：期待新普畅™给我们带来更多“介入无植入”信心
钱菊英教授致辞
钱菊英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介入无植入”的理念越来越被接受和重视，从这次CIT贝朗亚太药物球囊高峰论坛中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很多中心在药物球囊（ 新普力®/新普畅™）的临床应用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数据，在病例选择方面也从支架内再狭窄不断的往小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等原位De-novo病变拓展。期待新普畅™以更好的临床表现，让我们对“介入无植入”的概念和药物球囊这种治疗方法更加有信心。
傅国胜：“介入无植入”是医生的追求，更是患者的选择
傅国胜教授分享
“善良、责任感、创新精神”是傅国胜教授在团队建设和职业道路上践行和追求的“好医生”标准。药物球囊治疗理念创新的典型代表，为冠脉介入带来新的发展方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作为国内首批8家药物球囊培训示范中心之一，药物球囊（新普力®）治疗例数从2014年的寥寥几例，到2018年完成491例。傅国胜教授表示，之所以对药物球囊（新普力®）的应用会从最初的质疑、尝试到现在的规范化开展和大力提倡，并发起相关的临床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术者的经验积累了，增强了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知和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患者越来越接受介入无植入的理念。“介入无植入”是医生的追求，更是患者的选择。傅国胜教授还以多个临床实践，展示了药物球囊（新普力®）为大部分合适患者提供了相比支架植入和外科搭桥手术更好选择的真实案例。
在血管病变处理中，我们需要更加强调功能学上的血运重建，而不是一个看似漂亮的血管，药物球囊（新普力®）成为了“介入无植入”的最成熟代表，让患者真正获益于PCI治疗，这是傅国胜教授对冠脉介入治疗的理解。
大师面对面
畅谈药物球囊（ 新普力®/新普畅™）临床应用经验与思考
本次上市会大师面对面环节，钱菊英教授、邱春光教授、唐强教授、Raban V. Jeger教授与主持人刘健教授一起，畅谈各位专家在药物球囊（ 新普力®/新普畅™）临床应用和循证研究方面的经验和思考，以及基于临床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的技术创新思维和优化策略的思考。
中外大师畅谈DCB
刘健教授：您所在的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在药物球囊（新普力®/新普畅™）的临床和循证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Raban V. Jeger教授：现在的药物支架和裸支架能解决很多大血管病变的治疗，但还有很多小血管病变的治疗也不容忽视。我们的Basket Small2研究主要是对比药物球囊（ 新普力®/新普畅™）与目前最好的药物洗脱支架在2.0mm-3.0mm的小血管中的疗效，研究证实了DCB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冠状动脉小血管原发病变中，12个月时药物球囊（新普力®/新普畅™）在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方面不劣于最新药物洗脱支架，新普力®/新普畅™成为原发小血管病变临床治疗更优化的选择。
刘健教授：您如何看待开展药物球囊新技术规范化培训的意义呢？我们知道葛均波院士和您作为牵头专家在全国开展了药物球囊（新普力®）小血管病变治疗的注册研究，您能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及目前进展么？
钱菊英教授：我们这一代介入医生大部分是在支架时代成长起来，我们使用球囊扩张的目的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让支架能够通过，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再后扩一下，如果用这样的习惯来做药物球囊治疗就会带来一些问题。药物球囊治疗中，要达到好的治疗效果，病变的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我们既需要达到病变管腔能够扩大的目的，又要把夹层风险降到最低。我觉得要让这个技术能真正惠及病人，很多这种操作上的理念和标准，包括病人的选择，策略的制定等，规范化的培训非常重要。
在此也特别感谢参与到我们研究的各位专家和德国贝朗公司对我们的支持。目前我们研究入组非常顺利。很多小血管病变不是说不需要去处理，而过去我们通常的处理方法可能就是简单的球囊扩张，也许效果不错，但用药物球囊治疗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目前的适应症主要是治疗支架内再狭窄病变，如果我们有非常有说服力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数据作为支持，也能拓展药物球囊的临床适应症。目前我们药物球囊（新普力®）应用小血管病变注册研究开展了一年多时间，已经成功完成270例试验患者入选，正在进行9个月的造影随访阶段。
研究将帮助我们积累更好的中国患者数据，而中国数据相信也会很好的补充到国际的大数据中，为指南推荐，临床使用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刘健教授：您所在的中心药物球囊（新普力®）有很高的使用率，而且应用病变种类也非常多，结合贵中心的经验，您如何看待药物球囊（新普力®）治疗的有效性和长期安全性？
唐强教授：我们中心从2014年开始开展药物球囊（新普力®）治疗，目前在介入手术中占的比例大概在30%左右。除了左主干和钙化病变，其他的病变都有所应用。除了小血管病变，在2.5mm~3.0mm之间的血管中应用的也很多。从我们单中心的数据来看，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前年，我们在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的支持下，开展了药物球囊（新普力®）应用于2.5mm~3.0mm血管造影结果随访，目前已经完成80例左右，还有40多例正在随访进行中。从现有的随访总结数据来看，是一个很好的安全性结果。
我觉得只要严格按照药物球囊（新普力®）使用的步骤和标准，绝大患者更倾向于选择药物球囊治疗，这是一种治疗理念的更新。当然，适应症的拓展要基于更多的大型循证研究数据，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临床证据出现。
刘健教授：您所在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目前国内药物球囊（新普力®）使用例数最多及经验最丰富的中心之一，您在药物球囊（新普力®）使用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同时，新一代药物球囊新普畅™在您中心试用，您对于它的使用体会如何？
邱春光教授：我们是2014年新普力®在大陆上市后第一批使用药物球囊治疗的中心，其实一开始我们对药物球囊技术也心存质疑，直到有一次有机会去德国一家中心参观，了解到他们中心药物球囊治疗例数在1200例左右，其中仅有2~4例需要再植入支架。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后来我也思考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对病变进行完预处理后，结局类似于支架效果，或者说残余狭窄小于30%，没有限制血流的夹层，我们为什么不用药物球囊呢？
大家都说适应症的拓展需要大量的循证证据支持，但反过来说，所有的临床证据都源自于思维和行动上的创新。我们必须要在保证患者安全原则范围内先走出一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探索者。随着经验的日益丰富和积累，我们在药物球囊应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拓展。目前我们中心对符合条件的冠脉分叉病变、CTO、左主干病变、急性冠脉综合征，甚至桥血管病变都进行了尝试，从我们中心一些回顾性研究来看，结果都比非常理想，随访结果也非常好，患者正在不断获益于药物球囊（新普力®）新技术所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
新普畅™在中国上市后，我们应用到了几例在长血管病变上，体会到由于输送平台的升级改进，新普畅™确实在输送性能上相比新普力®改善了很多，能适应更复杂的病变，而且尺寸有更多的选择，增加了2.25mm的球囊直径和35mm，40mm的长规格，更适合弥慢长病变的选择。
从新普力®到新普畅™，离“介入无植入”理想更近一步
此次新普畅™上市晚宴在我国心血管领域顶级学术会议CIT期间成功举办，通过专家们的分享讲述让与会者对药物球囊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新普力®在临床实践和循证研究中的优异表现让“介入无植入”梦想照进现实，而新普畅™以更优异的设计，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希望，则让我们离梦想再进一步。期待新普畅™作为新的利器，助力广大术者更安全有效的处理血管病变，造福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