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葛均波院士:在医学发展的大潮中,我能做些什么?

你知道吗?

在过去,人们会选择放血来净化心灵;
人体解剖曾是票房大卖的公开表演,火爆到尸体供不应求;
医生会为香烟代言号称包治百病;
困了累了来杯热砒霜就好了;
还有颅骨钻孔、搅拌脑浆的手术治疗头痛和癫痫!

……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匪夷所思的治疗方式无异于是在“害人”,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真理”。

医学的变革诞生于人类对生存最原始的渴望,在一次次的“荒诞”中向前发展。

在“第八届心血管创新、胸痛与介入治疗及运河心血管病会议”上,葛均波院士用《生命只有一次:从医学史谈创新》的演讲,诙谐幽默地讲述了医学史中的奇闻,更加强调“作为医学创新的主体,医生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在尊重科学伦理的前提下,承担医学进步的历史使命。”

疯狂医学史话

蒙昧时代,在人的头脑里,天地未明、神人混沌。

当人染疾,都以天怒人怨、鬼神作祟来解释。在文明出现的初期,许多医疗活动都是由神职人员兼任的,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往往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

后来,渐渐分化出以医疗为专业的医务人员。随着文明的进展,哲学思想逐渐替代神学的解释。治疗的方法中既有经验证明有效的措施,又夹杂着许多基于臆想的成分。

比如16世纪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疗愈至少20种疾病,包括癌症;

20世纪初全社会公开使用鸦片药物的时代才宣告终结;

在被称为“黑暗时期”中世纪,人们用水蛭放血治疗病痛,用尸骨苔藓治疗鼻衄,用一杯热砒霜缓解疲劳等等。

伴随着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上述这些风靡一时的民间疗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今天我们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的“科学盛宴”。

20世纪初,因能摧毁癌细胞的惊人能力,镭备受医学界的热爱,衍生出了镭疗浴、镭脱毛、镭面包、镭香烟、镭化妆品,衣食住行一应俱全;因为发现人体电活动现象,俄国科学家发明了电淋浴设备治疗疾病。

其中有一个案例更加值得我们警醒,那就是后来被称为“诺贝尔奖的黑暗史”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1949年,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基于脑前叶切除对某些精神病人有效的假说,实施了脑白质切除法,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随着现代对于大脑功能的认识加深,前额叶切除术在1970年左右禁绝,但全世界已经有将近30万人施行了该手术,成为“没有灵魂的人”。

现代科学医学

为了生存下去,人类在医学道路上进行了种种“荒诞”的探索,每一种误入歧途的治疗方式,都源于人类希望活下去的欲望。
生命只有一次的本能,促生了不可思议的革新创造,也促生了在科学与伦理、传承与创新中发展的“现代医学”。

❖ 法律——现代医学兴起的标志之一

对现代医学而言,其核心动力在于通过治病救人的方式实现生命的高质量延续。现代法学亦然,其往往通过法律规范实现对人权及其衍生权益的保护。

以此为前提,医学活动的开展规定在法律规则当中,这也是古今中外一直在持续努力的事业。

1906年美国颁布《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1930年,负责此项工作的监察局被正式命名为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1962年的法律开始以科学的严密性规范药品产业。

尽管现代科学突飞猛进,FDA管理严格,人们对人体运作的秘密有了格外深入的认识,但“江湖郎中”的触须依然能伸入健康医疗和化妆品行业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更加完整地了解人体的机能和疾病发生的原理,警惕行业内的“黑暗角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医疗行为。

❖ 科学——现代医学兴起的标志之二

人类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医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医学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证伪、越来越接近真相的过程。

葛均波院士举了一个“半月现象”的例子。1993年,葛均波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心肌桥(MB)在心脏彩超上“半月现象”,这一发现使心肌桥的检出率提高到95%以上。当时的他也想过用支架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已经有同道率先发文。在后续的研究中,葛均波院士发现MB并不适合使用支架治疗。

“这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才是真正的科学。”

❖ 伦理——现代医学兴起的标志之三

公元前四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医学伦理学的最早文献,其要旨是医生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判断”采取有利于病人的措施,保持病人的秘密。现代医学的进步,使得大量医学创新技术用于临床,也引发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

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是2018年贺建奎伪造伦理材料,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胎儿进行改造,锒铛入狱。目前人类体细胞基因组编辑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对于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在当时没有被接受。

医学允许疯狂的想法,但拒绝疯狂的行为。

医学伦理学伴随着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如果没有伦理的限制,科学也没有了可以继续的土壤。

以创新为动力,推动医学进步

在过去的百余年中,分子生物学技术、微创外科技术、药物研发与治疗领域均在不断创新中推动了医学的发展。而作为医学创新的主体,即医务人员的创新性也至关重要。

❖ 医生——创新的出发点

患者最急迫的需求: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皆重要

过去四十多年,冠脉介入手术作为冠心病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单纯球囊扩张时代、金属裸支架时代,及目前流行的金属药物洗脱支架时代。生物可吸收支架即将带来“冠脉介入治疗第四次革命”。

葛均波院士带领团队自2005年就开始了生物可吸收支架的研发,寻找可降解材料、动物试验、人体内试验、双抗时间、再次寻找新材料……Xinsorb生物完全可降解支架于2020年3月正式上市,解决了金属支架的永久性存在而带来的远期血栓、再狭窄等问题,也解决了部分患者排斥金属异物留存体内的心理障碍。

医生最迫切的需求:简化操作难题、缩短学习曲线

从临床中找出问题,再去解决问题的过程,需要医生的深度参与。

例如房间隔缺损封堵术后,很多会出现房颤等疾病,但由于封堵器阻隔,医生很难穿刺封堵器进行后续导管消融、左心耳封堵等操作,可穿刺封堵器应运而生;MitraClip费时费力,相对熟练的中心,操作时间也可能大于4小时。ValveClamp为世界首个经心尖二尖瓣夹合器,操作简单,实际操作时间均小于30min,大大缩短了学习曲线。

❖ “独行者疾,众行者远”

有了创新的需求后,如何将需求转化为成果?

葛均波院士发起成立的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联合多方力量,致力于打造医生创新的生态环境。

在CCI里,可以得到专利申请、转化、伦理审查、动物实验、人体试验、论文撰写、上市申报等一条龙的帮助,迄今拥有387名学员,孵化了两百多项专利、十几家初创公司,成为将创新的梦想和思维传递给临床医生,培养未来中国心血管技术与器械创新的主体力量。




❖ 尊重科学与伦理

最后,葛均波院士强调:

我们要在科学与伦理的准线上,衡量创新成果。尊重客观规律,提高研究灵活性,同时要重视传统医学的价值,披沙拣金,让传统医学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光彩。

前文中提到的Xinsorb生物完全可降解支架数据优于雅培BVS。

原因之一为严格遵循PSP操作规范,减少因支架贴璧不良所导致的远期血栓;原因之二是适中的内膜厚度,并减少小血管比例,减少因支架梁降解脱垂引起的远期血栓;原因之三是双抗时间为3年,远大于国外1年双抗时间。

葛均波院士强调,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要用同一把尺子丈量所有东西”,要善于结合传统医学赋能现代医学。

在世界各国传统医学中,均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药物或疗法。如古埃及人使用柳树皮治疗疼痛和退烧,进而出现了阿司匹林;英国植物学家从洋地黄中堤取了有效成分治疗心衰,屠呦呦教授证实了抗疟疾有效的成分青蒿素,来自黄花蒿,而非青蒿……

砒霜治疗白血病、砒霜支架研发、针灸的有效性原理……

我国的传统医学的科学价值,还需要更多的人去重视和挖掘。

总结

最近大热的电影《流浪地球2》中提到,人类面对地球即将毁灭提出了两大解决方案:

一个是“流浪地球”计划,

一个是“数字生命”计划。

电影中各种各样的细节无不展示出人类克服千难万险,只为生存的韧性。

从野蛮到文明,人类对于生存的渴望、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是推动医学向前的最核心力量。
也许电影中的计划离现在的我们还很遥远,但医学的变革却近在咫尺。作为变革主体的医生更要叩问自身:
在医学发展的大潮中,我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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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葛均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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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主席,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心血管创新俱乐部创新学院校长,上海市心血管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安徽省立医院院长,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泛血管医学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泛血管基金理事长,教育部“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与器械”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学会理事会理事,美国心脏病学会国际顾问,世界心脏联盟常务理事,世界华人心血管医师协会荣誉会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被授予“长江学者”、“科技精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谈家桢生命科学奖”、“白求恩奖章”等荣誉称号。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心肌桥特异性超声影像学诊断指标“半月现象”和“指尖现象”;主持研制了我国首例可降解涂层新型冠脉支架;作为首位国内学者在美国TCT会议上首创“逆行钢丝对吻技术”;成功实施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瓣置入术、经皮二尖瓣修复术及经皮肺动脉成形术。先后承担“86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及重点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发表SCI收录的通讯/第一作者论文15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10余项;主编卫生部《内科学》全国统编教材、《Intravascular Ultrasound》等中英文学术著作6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长期致力于冠状动脉疾病诊疗策略的优化与技术革新,在血管内超声技术、新型冠脉支架研发、复杂疑难冠脉疾病介入策略、冠脉疾病细胞治疗等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成果。他先后承担了2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作为通讯作者发表SCI或SCI-E收录论文300余篇,主编英文专著1部、中文专著19部。担任《内科学》(第8版)、《实用内科学》(第15版)教材的主编工作,Cardiology Plus主编、Herz副主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科技功臣奖等科技奖项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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