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振兴医院殷伟贤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吴永健教授、香港亚洲心脏病中心林逸贤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周玉杰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达新教授、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建安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同时参与主持、授课。

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合并CAD是临床中常见疾病，周玉杰教授首先针对这一话题，结合临床实战经验分享了他对TAVR患者PCI的新思考与新策略。

他指出，合并CAD为TAVR术后2年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合并CAD的TAVR患者应考虑PCI或CABG血运重建。综合现在国内外指南，对于冠心病症状不明显的低危患者推荐CTA，但TAVR患者年龄大，冠脉钙化重，影响CTA的诊断；此外，TAVR患者房颤发生率高也易影响CTA成像。对于准备行介入手术（TAVR或PCI）或外科手术的患者，推荐冠脉造影用以评估术前冠脉情况。

紧接着，周玉杰教授阐释了他总结的TAVR患者PCI策略。他认为，TAVR术前择期PCI能减少单次TAVR持续时间，减少单次手术的射线曝光量，更加优化造影剂用量，保证TAVR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一系列荟萃分析也显示，TAVR前行PCI进行血运重建，血管损伤和出血事件的发生率均较低，但PCI术后≤30天行择期TAVR手术较PCI术后>30天行TAVR手术出血风险稍高。而TAVR同期PCI则能减少花费，减少两次手术的时间延搁。同期和前期PCI在30天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无差异。

如存在复杂病变或CKD，建议TAVR前行分次PCI治疗。严重AS伴血流动力学严重紊乱，应在PCI前行TAVR纠正血流动力学异常。对出血风险高的患者考虑TAVR同时进行PCI。其他情况，可以考虑TAVR和PCI同时进行。

针对TAVR术后的抗凝治疗，根据POPular TAVI的A、B队列研究明确了TAVR抗栓领域应遵循“能简就简，能单用就不联用"的原则。2021ACC发布的最新证据显示，行TAVR患者中，无论有无抗凝治疗指征，阿哌沙班的抗凝治疗方案均未表现出优于标准抗栓治疗方案的临床获益，但是阿哌沙班在安全性上的表现与华法林或抗血小板治疗相当。在无抗凝治疗指征的患者中，与抗血小板治疗相比，使用阿哌沙班会明显增加患者非心血管死亡的风险。

根据2020 ACC/AHA瓣膜病管理指南，对于不利解剖因素的患者，推荐行传统主动脉瓣置换。不利的解剖因素来源于血管入路（过小、过于迂曲、存在夹层或动脉瘤等）和瓣膜结构（二叶瓣、钙化过少或过重等）两方面；李永在教授通过4个病例分享了不利解剖因素患者的TAVR治疗经验。

通过对4个病例的深度解析，李永在教授对不利解剖因素患者的TAVR治疗进行了推荐总结：（1）心脏团队多学科支持；（2）此类患者需进行详尽的术前CT评估；（3）推荐使用预塑形的导丝，对于血管直径小的患者，推荐自展瓣和球扩瓣；（4）对于重度钙化或者二叶瓣的患者，则推荐含有裙边的瓣膜。

自第一例TAVR手术正式问世至今，TAVR技术的历史已发展近20余年。吴永健教授通过对TAVR技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中国TAVR器械近几年的发展和成就。

中国2020年TAVR总例数超过3500例，共200余家中心开展TAVR手术。目前国内已经正式批准商业使用的瓣膜为微创心通的VitaFlow、启明医疗的Venus A和Venus A-Plus、沛嘉医疗的TaurusOne以及爱德华生命科技的SAPIEN3。

其中，Venus A是第一款NMPA批准的经导管心脏瓣膜，Venus A-Plus则是由Venus A-Valve瓣膜以及新一代的输送系统构成，保留了原有径向支撑力强的的特点，适合中国人群。

而VitaFlow瓣膜为经抗钙化处理的牛心包瓣叶，具有更好的耐久性；TaurusOne瓣膜采用则是镍钛合金支架和进口牛心包瓣叶，含内外双层裙边，具有更平衡的收腰设计和低密度网孔。

除了上述几款常见和常用瓣膜，国内TAVR器械还有Silara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Prizvalve、ProStyle预装式瓣膜、我国自主研发的短瓣架式自展瓣膜SinoCrown经导管植入式主动脉瓣膜系统及TriGUARD 3抗栓塞远端脑保护装置。

最后，吴永健教授展望道：“随着中国TAVR进入第二个‘十年’，器械的进展也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可回收系统的出现提高了TAVR手术的成功率，降低了并发症发生几率。脑保护装置为预防围术期脑卒中提供了有力武器，新兴的钙化弱化装置开拓了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新的方向。”

林逸贤教授随后系统解说了二尖瓣反流（MR）领域相关先进理念。他首先明确了一点，即MR可分为器质性（DMR）和功能性二尖瓣反流（FMR），而目前经导管治疗主要包括瓣叶修复、瓣环成形、腱索植入和瓣环置换等技术。

从瓣叶修复来看，Mitraclip是MR缘对缘修复的代表，也是全球范围内采用瓣叶修复技术治疗MR运用最广泛的器械。对于高危患者，则推荐Mitraclip。对于室性FMR，根据COAPT和MITRA-FR研究的结果，高度选择的患者或能从Mitraclip中获益，而对于房性FMR，尚没有足够的治疗证据。

从瓣环成型这一治疗方式来看，瓣环成型主要针对FMR，由于技术难度大，操作复杂，普及程度并不及缘对缘修复。目前的主流器械主要有Carillon、Cardioband、Millipede和Accuinch修复系统。其研究大多处于早期阶段，安全性和有效性还需要更多更大的样本量研究验证。

在腱索植入领域，主流器械为Neochord、pipeline、Chordart和Harpoon植入系统，其研究均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对于修复还是置换这一临床医师争论不休的问题，林逸贤教授表示，考虑到长期耐用性和血栓的问题，他倾向首选修复，当无法实现良好的修复时，方才选用置换。

最后，林逸贤教授也于讲座最后对三尖瓣反流诊疗方式的发展进行了简单介绍。他指出三尖瓣反流（TR）是非良性疾病，显著影响患者预后。TR的经导管治疗数据十分有限，Triclip的TRILUMINATE研究或能提供更多信息。以Evoque和Lux valve为代表的三尖瓣置换技术也处于飞速发展之中。但目前TR的经导管治疗存在相当的挑战，首先是患者普遍病情较重，常伴有右心衰和多种合并症；其次需要建立标准的TR超声分级；最后，当下的影像手段不能很好地提供术中指引，未来的4D腔内超声或能解决这一技术难题。

王建安教授主要从流行病学、基础和临床研究、技术创新若干个方面撷取了中心成果亮点做了分享，同时介绍了其中心于中国主动脉瓣狭窄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对二叶瓣的占比做了更新和补充。

在基础研究方面，王建安教授团队发现，刺激TNFR2可激活OPA1表达，从而促进线粒体融合，并提出TNFR2或成为治疗主动脉狭窄患者心力衰竭的靶点。临床研究上，王建安教授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杭州方案”，强调瓣上测径和序贯球囊测径，以取得高位释放，初期单中心研究数据良好。此外，王建安教授团队针对二叶瓣患者中的隐匿性卒中的MRI研究发表在JACC正刊上，有助于指导此类患者的脑保护装置使用。在技术创新上，王建安教授团队还积极参与Venus、Dragonfly和DragonFly-T等瓣膜的研发设计及早期和临床研究，将临床经验和产品设计深度融合。

最后，王建安教授强调，应形成一条基础研究-流行病学-器械研发-技术创新的创新链，这样才能遍地开花，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和器械，并造福更多的患者。

瓣周漏（PVL）是瓣膜置换术后的常见并发症，按照手术类型可分为SAVR术后PVL和TAVR术后PVL。周达新教授以此为主题，从SAVR术后PVL、TAVR术后PVL这两方面展开了深度讨论。

周达新教授强调PVL的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漏口和反流量大小。对于SAVR术后PVL的，当瓣膜置换术后出现心力衰竭或不明原因贫血症状的患者，需要高度怀疑PVL。瓣膜置换术后听诊闻及胸骨左缘收缩期杂音，应首先考虑PVL。结合实验室检查、心超、CT等检查诊断。产生临床症状需要外科干预的PVL发生率为1%-3%。既往对PVL的治疗以外科手术为主，手术方式有修补术和再次人工瓣膜置换术两种。

外科再次手术风险较高，容易出现并发症，死亡率也相应增加，且术后容易再发PVL。外科再次手术死亡率与患者已接受外科手术的次数相关，随着介入治疗技术与器械的发展，使PVL的介入治疗成为可能，并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临床。

经导管PVL封堵术最早于1992年由Hourihan等首次报道，经导管瓣周漏封堵适应证为：PVL导致临床症状、需要干预，包括心功能不全、溶血、心绞痛等；解剖上适合经导管介入封堵；能耐受心导管手术。

由于瓣膜器械的精细化演进，TAVR术后PVL较为少见。根据Corevalve的注册研究数据，中度以上的PVL将显著影响患者预后，为干预指征。植入深度过大，钙化过重，选瓣过小都是TAVR术后PVL的常见原因。术者应采用多种方法评估瓣周漏，综合评价更为准确；包括血流动力学（左室和升主动脉手术前后舒张压变化）、术中多平面心超和主动脉根部造影等。

最后，周达新教授总结认为，理想的瓣周漏封堵器械应稳定性强，输送鞘管直径小，自身变形性好，适应性强，对周围结构影响小，阻流效果好，致溶血性小。3D打印技术有望实现这一技术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