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润霖院士： 

CIT创办于2003年，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举办的国际介入心脏病学研讨会基础上转化而来的。

当时，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在我国已经开展了8年，文献记载的第一例PCI是1985年由郑笑莲教授在西安实施的。但是，早期PCI在我国的发展非常缓慢，全国每年仅有几例、十几例、几十例PCI手术。2000年，全国所有医院的PCI手术量总和仅为1万例。2003年，全国的PCI手术量为4万例。此时，PCI已经开始快速发展。但当时能够做PCI的医院和医生仍然很少。

在此背景下，我们召开了第一届CIT会议。当时，CIT创办的初衷主要有两个：第一，做一个平台，即国内学术交流和继续教育的平台；第二，做一个窗口，及时引进国外介入心脏病学先进技术，介绍给国内同道，同时把国内的介入心脏病学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高润霖院士： 

CIT全称为“China Interventional Therapeutics”，即中国介入治疗学大会。CIT走过第一个10年后，在2013年，我们认为在第二个10年，CIT的意义应该进一步深刻。

我们认为，在第一个10年，CIT之所以快速发展，国际合作非常重要。CIT创办后，2005年国际最负盛名的介入心脏病学会议TCT就开始与我们合作，CIT大会上有了TCT at CIT的学术日程；2006年，EuroPCR也开始与我们合作，我们有了EuroPCR at CIT；2008年，日本的CCT、韩国的TCTAP以及南美洲的介入心脏病学会议，也都开始与我们合作举办联合学术会议；到了2011年，CIT与TCT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时几乎全世界的介入心脏病领域学术组织都与我们有了合作。国际合作是CIT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的学术交流也是提高国内介入治疗水平的重要手段。基于此，“合作”应该成为CIT的主题之一。

此外，在CIT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介入心脏病学发展也非常快，除了引进技术，我们也有了一些创新项目，因此CIT的第二个10年应该鼓励创新；我们还需要医教研结合，从器械创新到临床应用，实现创新到应用的转化。因此，“创新”和“转化”应作为CIT的另两个主题。

这样，第二个10年伊始，CIT三个字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Cooperation，Innovation，Transition（合作、创新、转化）”，这成为CIT新的会议宗旨和主题。

高润霖院士： 

在所有的学术会议中，最新研究结果的报告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点之一。CIT将其作为一个重点，每年介绍我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国外近期报告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报告给国内同道。既往，每年CIT都是在4月初举办，而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年会一 般 是在3月召开，因此CIT在召开时也可以把ACC年会中有关介入治疗的内容及时传达到国内。

介入治疗在理论上要掌握最新进展，但最终是要实践的。我们不能是“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必须要会做。因此，示教演示是CIT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非常重视示教转播，每年除了阜外医院，国内其他有经验的医院也都会参与手术转播。我们也会邀请国外知名单位和术者做一些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病例转播。

CIT会议中的一些讲座也非常受大家欢迎。一些技术方面的讨论，如CTO、分叉病变、抗血小板治疗、抗凝治疗等，参会者都非常感兴趣。

近几年，实习中心很受欢迎。在实习中心，一些有创新技术的厂家使用模型、示教工具或实物进行现场演示，参会者可以直接动手。现场每次都人满为患，需要事先预约。

高润霖院士： 

我们早期的示教演示主要是国内交流，演示给国内的同道们，或请国外专家、术者，给国内专家同道们演示、介绍新技术。后来，我们也争取把国内的技术介绍到国外。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左主干介入治疗在国外是相对禁忌证。而我们很早就开始探讨左主干的介入治疗，我国这方面发展较快，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经验。2007年，我们在TCT转播了一例使用杂交技术治疗左主干病变的手术，是我与胡盛寿教授合作完成的。该例手术首先请外科医生用小切口做一个内乳动脉搭桥保护前降支，我们再在左主干回旋支放置一个支架。由于前降支内乳动脉的桥非常保险，12年通畅率在92%以上，支架又解决了回旋支的供血问题，用最小的创伤取得了长期疗效。该转播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是TCT多年以来首次转播杂交手术。2008年，我们又应邀在EuroPCR转播了一例左主干介入治疗，展示了Mini-Crash技术。EuroPCR次年又将该病例作为经典病例进行了回放，再次引发了热烈讨论。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有关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的经历。TAVR在我国开展得较晚。国际 上第一例TAVR是在2002年由法国医生Alain G. Cribier教授做的，我国的第一例TAVR则是在2010年由葛均波院士做的。2012年，我们开始做国产Venus-A瓣膜的临床试验。2014年，我们应TCT邀请，转播了中国的TAVR技术。采用Venus-A国产瓣膜做了一例二叶化主动脉瓣狭窄TAVR术。当时，二叶化主动脉瓣狭窄在国外是TAVR的相对禁忌证，但我国的二叶化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很多，约占一半左右。在Venus-A瓣膜临床试验中，我们起初也排除了二叶化畸形，结果很难找到患者。因此，经过认真讨论，我们决定在临床试验中纳入经过选择的二叶化主动脉瓣狭窄患者，从而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2014年在TCT会议上的这次转播备受期待，结果也很满意，TCT大会对我国TAVR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高润霖院士： 

2003年的第一届CIT是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举办的，只有890多位参会者。之后参会者越来越多，会议规模迅速扩大 。参会代表人数达到3000多人时，我们将举 办地改至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超 过5000人后，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也不能容纳了，当时国家会议中心已经建好，我们就改为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到了2019年，CIT大会的参会代表人数已经达到8900多人。

在会议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CIT的学术质量也不断提高。早期，CIT会议中来自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较少，后来就越来越多，甚至1年多达十几项，这些研究都是经国内外专家共同评审筛选出的，也反映了我国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在办会方面，中华医学会作为CIT的主办方，对于CIT这20年来的成长和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作为学术交流，CIT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但是国内大部分医生的英文口语和听力尚有待提高，同声传译工作非常重要。因而，我们培养了一支非常杰出的翻译队伍，即CIT工作组，工作组成员都是年轻有为的心脏病专家，他们的英文水平都很好，负责了同声传译、对外交流和一些材料的整理。CIT工作组对CIT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们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下大会秘书长徐波教授的贡献，在过去的20年间，徐波秘书长从大会学术日程的安排、大会的组织运行到国内外演讲专家的邀请，样样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细致入微，保证了每次会议的成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外专家对CIT的发展也有突出贡献。国际著名的介入心脏病专家如Martin B. Leon教授、Gregg W. Stone教授、Spencer B. King教授、Jean Marco教授、Jean Fajadet教授和 William Wijns教授等都会来参加CIT，每年的会议都是大腕云集。

另一方面，国内几乎所有介入心脏病专家也都会来参加CIT，这对会议的成功召开是非常大的支持；国内的介入心脏病学医生也大多会来参会，参会代表将近9000人，差不多就是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医生的总量。

因此，CIT成功走过20年，也是国内外专家以及全体介入心脏病学医生共同努力的结果。CIT第二个10年的宗旨和主题“合作、创新、转化”正好体现了这一精神。

高润霖院士： 

未来，CIT的“合作、创新、转化”主题不会改变，但具体的学术内容可能会随着介入心脏病领域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早期CIT的主要内容是冠脉介入治疗，因为当时心血管介入医生主要实施的就是冠脉介入治疗手术。2010年后，结构心脏病介入治疗发展非常快，特别是TAVR。因而在CIT大会上，结构性心脏病的内容比重需要增加。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进行的流行病学调 查 显 示，我国35岁以上人群瓣膜病的患病率是3.8%，估计有2500万例患者，如果其中1/4需要做介入治疗，就有600万人。而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做的TAVR例数仅18000例。面对这么大的患者群体，我们一方面要研发器械，另一方面要普及推广适宜技术、治疗患者。因此，瓣膜病介入治疗的发展空间很大，我们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