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严道医声网特邀汪道文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为我们讲述了共识撰写之前、之后的故事，以下由严道医声网与汪道文教授的对话梳理而来。

目前很多临床医生对暴发性心肌炎的特征及其特殊的病理生理机制认识不足，这是治疗暴发性心肌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推动我国在该领域的进步，提高救治水平，挽救更多患者，受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委托，汪道文教授牵头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制定和发布了《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提出了有效治疗方案，简称：中国方案。

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方案”短短四个字背后凝结了汪道文教授团队一路走来的所付出的心血与智慧。

一开始，汪道文教授是想解开心中的疑惑。

众所周知，暴发性心肌炎被定义为突发并且严重播散性心脏炎症，常起病急骤，病情进展极其迅速，可在极短时间内出现血液动力学障碍（低血压和心源性休克），致死性心律失常或多器官衰竭，早期死亡率极高。

汪道文教授尤其记得，在十几年前，有一位因感冒诱发的年轻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小小的感冒怎么会致死，而且还是就诊于武汉同济医院这类大型三甲医院的情况下？尽管当时医生们已经努力向家属解释了患者死亡的原因，换来的却是不理解。还有年纪轻轻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救治过程中因肾功能较差，在透析的过程中病情突然恶化，最后遗憾离世。

不仅是在武汉同济医院，因经常下基层帮助湖北各地区不同医生解决复杂疑难病例，汪道文教授在各地医院也常常看到类似事件的发生，包括在荆州等湖北地级市、医疗条件不亚于省会城市的医院，也会有这样的病例出现。

对一个医生来说，没有比没能挽救病人的生命更难以接受的事情。

“这究竟是谁的问题？是医院医务人员的问题？是病人的问题？还是我们医生没有能力救治他？”翻阅了大量病例和资料，汪道文教授意识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尚未正确理解和掌握暴发性心肌炎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甚至这在全世界都了解甚少。

于是，汪道文教授组织全科室同事一起集思广益，用了两个星期时间专门针对暴发性心肌炎的诊疗查文献、找资料，研究疾病可能的发病机制，整理思路；后又举行全学科闭门会议，与科室成员交流不同的发现或思路，并探讨疾病更加有效的救治方案。

“我和我们科的医生、护士还有主管业务的院长从那天中午一直讨论到晚上9点，基本上把诊疗措施的基本框架定了下来，制定好方案后就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实施救治。”

这个方案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以生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案”。汪道文教授主张积极使用机械生命支持，以减轻患者的心脏负荷和维持患者的有效循环；而不是“病马加鞭”，使用血管活性药、强心剂甚至呼吸兴奋剂这种只治标的暂时保命之策。同时，迅速使用“免疫调节”治疗而非“免疫抑制”治疗以治本，包括使用足够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和足够剂量的免疫球蛋白，使得病人体内剧烈的“细胞因子风暴”得以平息。

“国际上的病理解剖和我们自己医学院法医系做的病理切片都能清晰地看到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心肌内充斥着大量炎症细胞，这说明患者的心肌严重受损，此时我们一定不能让心肌再工作，而是尽可能的帮助它，让它休息，于是就有了机械支持的想法。”

随着实践的深入，方案不断趋于成熟。2017年，汪道文教授分别向时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葛均波院士和负责分会专家共识工作的韩雅玲院士两位分会领导汇报了团队所做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同为心内科医生，两位院士深知国内外关于暴发性心肌炎诊疗抢救难、致死率高的困境，对汪道文教授提出和实施结果卓有成效的救治方案表示赞扬，一致支持他牵头撰写中国专家共识，将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广而告之，以挽救更多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生命。

期间，汪道文教授的知己好友，同时也是我国心血管领域资深专家之一的惠汝太教授也一直在密切关注汪道文教授团队关于暴发性心肌炎救治方案的最新进展，并提供了许多专业意见。新冠疫情之前，惠汝太教授几乎每年都要到亲自到武汉来了解救治方案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所学经验发表评论或交流意见。

“我们那有一个武汉亚洲大酒店，离火车站和医院都特别近，有次他就拿着电脑和包，和我坐在酒店大堂听我讲救治方案的最新进展。惠教授听完后并与我深入讨论了一番，饭也没吃马上就去赶火车了，他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听我讲进展的。”也是惠汝太教授一句“先救中国人的命”加速了汪道文教授发表共识的决心。

在葛均波院士、韩雅玲院士、惠汝太教授等国内一众知名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下，汪道文教授牵头撰写的《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于2017年9月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正式发表。胡大一教授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述评专门介绍了这一方案，评价称“这是具有我国特色的暴发性心肌炎诊治专家共识，对于提高我国医务人员对暴发性心肌炎的临床诊治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而且也将为国际同行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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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暴发性心肌炎诊疗的“中国方案”得以诞生。

举目未来之路，又看现今之况。新的救治方案代替传统救治方案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它需要不断通过实践验证新方案的合理和有效性。

暴发性心肌炎救治的中国方案问世后，一些大的医疗/心脏中心开始积极响应和实践这一方案，问题和争议也随之而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对暴发性心肌炎有深入研究、并且在实践中摸索出知识体系的专家除了汪道文教授，还有很多专家在致力于这项事业。

推广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共识发表后，在某年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期间，大会特别邀请了一位资历较深同时也是医院副院长级别的心血管病专家在会上为参会学员解读共识内容，或许是因为共识中所提出的方案与这位专家日常救治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习惯大相径庭，所以在解读时遇到困惑或怀疑之处便随即提出了不同观点，希望能同在场专家共同交流探讨以求解心中的疑虑。没想到汪道文教授当时就在台下聆听这位专家讲课，便起身回答了他主要提出的关于维生素、丙球、激素等药物应用方面的问题。

汪道文教授指出，多数暴发性心肌炎危重症患者会呈现休克状态，此时病人往往会无法进食或仅能少量进食，其次，病人也可能因休克造成肝脏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引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而死亡，补充维生素旨在为病人提供营养的同时促进凝血因子合成，从而在各个方面围堵，减少或预防DIC事件的发生。而激素和丙球的使用则是为了实现“治本”的作用，救治方案中的“以生命支持为依托”其本意在于缓解心肌负荷，达到治标的效果，治本则在于解决因炎症引发的心肌水肿，减轻过度激活的免疫反应，恢复心肌功能。而过去现实存在的死亡率则告诉我们，西方使用的细胞毒药物并没有改善临床结果，因此“免疫抑制治疗”并非良策。与之相反，“免疫调节治疗”则是让体内的“细胞因子风暴”渐渐平息，而激素联合丙球就是一剂“良方”，它可以改善患者机体状况，增加机体抗损伤能力。

“因为当时关于救治方案的一些研究论文还没有发表，有人不理解其中的用药原理很正常。”

除了对用药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该方案涉及到循环支持，往往会牵扯到心内科与重症病房的交流与合作。现实当中，医院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分管不同的病人是常态，而往往许多医院并没有设立心血管专业的重症病房，需要提供循环支持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就有可能会被送到普通的重症病房，此类病房里的医生很有可能并不了解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用药特点，如他们在救治中常用的去甲肾上腺素恰恰对于暴发性心肌炎患者来说是相对禁忌的。

“这样的问题国内外都有，只要是按照这个方案来救治过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医生应该就会有体会。”

当两个科室医生沟通存在信息差时，ICU医生可能会采用常规的用药方法。好在每个医院科室里总有一些年轻医生是最活跃、最乐于接受新思维、敢于实践的，汪道文教授常常就会听说他的某位毕业的学生或学生的同学使用中国方案成功救治不少患者的案例。

然而，从方案科学推广的角度来说，不能简单依靠汪道文教授现身说法或科室里那些思维活跃的年轻医生的积极尝试，更多的是要通过客观证据让更多学科带头人、科室领导者认识中国方案的有效性和具体应用规则，才能行之有效地推广中国方案。与汪道文教授一路并肩同行的惠汝太教授也十分理解方案推广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遂以“推行暴发性心肌炎处理的中国方案，挽救更多生命”为题，与汪道文教授共同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发表系列述评文章，吸引更多医生关注中国方案、更深入地推广该方案。

“当时写共识的时候经验也不多，这几年下来我们见得多、听得多、看得多、了解得也更多，许多问题能解释得更好。我也特别期望大家提出问题来讨论。”

述评对暴发性心肌炎国内外诊治状况、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中国方案的特点这三大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说明，旨在希望更多医生能通过述评了解中国方案、接受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的首要特点——强调对暴发性心肌炎的警觉性：做到“极早识别、极早诊断、极早预判和极早救治”。

出于书面用语的规范性与准确性，汪道文教授在撰写的述评文章中使用了“及”，而非“极”，实际上用“极”字则更能体现出汪道文教授强调医务人员在遇到暴发性心肌炎时迅速作出反应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言，暴发性心肌炎是心内科的急危重症，起病急骤，进展迅速，起病即可表现为严重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心力衰竭甚至猝死。因此，遇到暴发性心肌炎一定要极早诊断、极早预判，一刻也耽误不得。同时，早期由于学界对疾病的认知不够全面，汪道文教授认为之前或许还有许多因暴发性心肌炎而死亡的患者尚未被发现，他举了一个实例：

“自从我们开始注重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此类患者明显增多了。我们科室平均一年能诊治大约60-70例暴发性心肌炎患者，而有的医院一年内往往却仅确诊7-8例患者，这是为什么？病人都到哪里去了？原因可能就是还有许多患者未被诊断清楚就不幸去世了。”

无独有偶，一位来自昆明的医生在当地使用中国方案救治暴发性心肌炎患者后，也曾明确地告诉汪道文教授：“自从听了您的方案之后，我们这边暴发性心肌炎的患者明显多了，实际上就是认识提高了，发现得更多了，原来许多病人没有诊断清楚。”

及与极一字之差，背后却是最惨痛的教训。

在与全国医生交流暴发性心肌炎中国方案实施病例的过程中，汪道文教授就了解到许多因诊断不及时而造成的生命流逝。

两个病人就诊于西部省会城市的同一家医院，一位22岁、一位23岁，医院有ECMO，但会使用的医生只有一位。22岁的病人很幸运，入院时那位医生刚好当值，按照共识给出的方案进行循环辅助治疗后病情得到缓解，几十天后顺利治愈出院。另一位23岁患者就没有这么“好运”了，没能遇到那位会装ECMO和中国方案的医生，一剂去甲肾上腺素后，患者状态不佳，又没能在最有效的时间内为他装上ECMO进行辅助支持，最后因DIC抢救无效离世。

“我们在外面会诊看到了太多类似这样的病例、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病是急转直下，一旦发现暴发性心肌炎就要极早治疗、用这个方案治疗，这看似简单的事情背后，却是非常难做到的。”

应用新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对传统的、权威治疗习惯的挑战，汪道文教授深知这一点，他也知道现代医学是一门讲究循证的学科，要想说服更多人就需要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因此，汪道文教授下决心建立急诊心肌活检，用事实告诉众人，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心肌病变呈现出的状态，从源头出发来论证中国方案的诊疗原理，希望有更多人能放下固有观点，接受并实践中国方案。

优良的示范是最好的说服。

自2017年发布了暴发性心肌炎救治的中国方案，汪道文教授团队就已经开启了推广宣教该方案的征途。近5年的时间来，汪道文教授团队在全国主办了三十期培训班，同时多次受邀前往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宣讲交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他还将多年潜心研究的经验与智慧结晶汇聚到一起，主导编撰了《暴发性心肌炎诊断与治疗》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暴发性心肌炎的病因、病理及病理生理学机制、诊治的新理论和新技术；但这还远远不够。

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理想。

“我们讲究循序渐进，从点滴做起，要做好中国方案，就先从湖北开始，先做好湖北的中国方案。”当前，汪道文教授团队正在筹划成立暴发性心肌炎诊疗培训中心，申请文件已经得到了湖北省卫健委的批复，于今年5月正式宣告成立。他想要先在湖北省做好中国方案的宣传教育，提升湖北地区对暴发性心肌炎的认识，提高疾病的救治成功率，再将成功模式推向全国。

“我希望大家都能即刻诊断、即刻提供设备辅助，没有的话就送到有充分认识的上级医院，所以我们的任务还非常重，需要通过更务实的培训来改变大家的认知。”

生与死，离别与伤痛，走在暴发性心肌炎诊疗的这条路上，汪道文教授经历了太多太多。他看到太多的遗憾、太多的错过，也看到了无数个因责任心涌起的希望。其中有关于中国方案的质疑，有因认识不足造成病人无奈离世的伤痛……但更多的是点滴涟漪所泛起的希冀。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CCU主任张静教授在了解共识后，立刻进行了细致研读，并在科室进行了重点推广应用；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徐医生在听完汪道文教授讲课后，用中国方案连续成功救治9名患者；广东东莞康华医院赵榆华主任主动实践，先后收治了88例暴发性心肌炎患者，分别按传统方案治疗、中间方案治疗和中国方案进行分组治疗，探究中国方案的有效性……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经说过：“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胡大一评论

汪道文（指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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